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在义熙元年（公元405年）辞去彭泽令之后，就回到了故乡九江，从此再也没有出去做官。从辞官回乡直到去世，他在庐山脚下度过了二十多年时光。二十多年中，人世间的事情如同庐山上的云雾，不断变化着，让人难以捉摸。东晋末年，刘裕在东征西讨中建立了功业，开始独揽大权，继而诛杀异己，最终于公元420年窃取了东晋政权，建立了南朝的第一个朝代——宋朝。在改朝换代之际，与陶渊明一起号称“寻阳三隐”的刘遗民去世了，使诗人失去了一个挚友；东林寺的高僧慧远去世了，使庐山下的隐士文人失去了一个主心骨；而“寻阳三隐”中的另外一位周续之，则一反常态，改换门庭，出山去做了刘裕的官，这种背叛也使诗人感到极大地痛苦。但陶渊明依然固守在田园中，冷眼看着身边发生的一切。因为天灾人祸，他的家境变得越来越穷，以前还能经常喝酒，到了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就变成经常没酒喝了。 就在这个时候，寻阳城里新来了一位江州刺史王弘。

  王弘字休元，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市）人，是东晋著名丞相王导的曾孙，为人博学多才，仁慈宽厚。东晋末年，王弘一直跟随着刘裕，历任刘裕的镇军谘议参军、太尉左长史，又随同刘裕～起北伐。根据学者考证，王弘于晋安帝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就任江州刺史一职，直到宋文帝元嘉三年(426)才离任，在江州呆了八年。

    当时的江州州治在寻阳城（寻阳城故址在今天九江市的八里湖边上）。按照现在的行政级别，江州刺史属于省部级官员，但王弘根本没有摆出高官的架

 子，而是特别乐意和庐山脚下的隐士文人交往，其中给后世留下佳话的是与陶渊明的交往。

  王弘上任之后，就想去拜访他一直倾慕的高人隐士陶渊明。当时陶渊明就住在南村，各种线索表明其位置大致在今天沙河街与七里湖之间的蛟滩畈，离寻阳城不过七八里路。王弘亲自登门拜访，但陶渊明却推托有病，不愿出来见王弘。王弘只好怏怏地走了。朋友们问陶渊明：“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陶渊明说：  “我本来就不适合在官场中混，不适合跟官府中人交往，也不愿跟他们交往；现在因为老病而居住家中，既不想求他们做什么，又不想借助他们而提高自己的名声，就更没有必要跟王公大人周旋了。何况我的小毛病很多，又不拘礼节，轻易接触官员，反而会得罪他们，何必呢！”实际上，陶渊明对刘裕窃据东晋政权相当不满，认为刘裕跟桓玄、卢循这一类热衷争权夺利、不顾民生的人没有区别，因而对紧跟刘裕的王弘，也就不会有什么好感。 但是宅心仁厚的王弘并没有在意陶渊明的态度，反而更加尊敬诗人了。王弘下了决心，一定要跟陶渊明交朋友，为此花了不少心思。他采取了外围包抄的办法，首先结识了陶渊明的一班朋友如庞通之等人，让庞通之等人对自己有较多了解之后，又专门派人去打听陶渊明的一举一动。

     有一次，负责打探消息的手下人回来报告，说陶渊明要去庐山会友。王弘听了大喜，马上叫庞通之等人带上酒菜，等候在陶渊明去庐山的必经之路上，而他自己则换上平民的服装，偷偷地躲在一旁。没过多久．陶渊明果然出现了。因为腿脚不方便，所以诗人叫一个门生和两个儿子抬着竹轿——他是坐着竹轿子来的。说是轿子，其实非常简陋，就是在两根竹杠上绑着一把竹椅子，当时叫“篮舆”。庞通之看见陶渊明，故意装着偶然相遇、喜出望外的样子，连忙叫陶渊明停下来一起喝酒。看见老朋友，陶渊明也就欣然下轿，坐在路边的亭子里喝起来。大家边喝边谈，不知不觉兴致已高，陶渊明就把去庐山的事给忘了。躲在一旁树林里的王弘见状，觉得时机已到，就走了出来，庞通之也就招呼王弘一起来喝酒。陶渊明并不认识王弘，以为只是个普通朋友，也就随意与他交谈、共饮。喝了一通，诗人已经有些晕乎乎了，这时候庞通之才对陶渊明说： “这位先生您不认识吧？他就是屡次想见您的江州刺史王弘。”正在兴头上的陶渊明也没有计较，说：“啊，那好啊，那就继续一起喝吧！”王弘看见陶渊明光着脚丫子，觉得他实在太穷了，于是吩咐跟随的手下人给陶渊明做…双鞋子。手下人问鞋子尺码大小，陶渊明就随意地把脚伸出来让他们自己量。日暮之际，王弘邀请陶渊明回江州治所寻阳城，陶渊明也爽快地答应了。王弘问他乘坐什么交通工具？陶渊明说：“刚才我是坐竹轿子来的，感觉挺好，就坐它吧。”于是诗人的门生和儿子抬着竹轿，把陶渊明送到了寻阳城王弘的官衙。。官衙里自然是堂皇富丽，十分气派，正式f内洒宴也显得特别奢华，但光着脚、衣衫褴褛的陶渊明，对这一切如同没看见，继续与王弘谈笑自如。不过王弘也知道陶渊明不喜欢进官衙，后来每次与诗人饮宴，都在山野间进行。自己没时问，电会经常派人给陶渊明送米、送酒。

      转眼就到了重阳节，这是个登高饮菊花酒的日子。然而这一天陶渊明又没酒喝了，于是他坐在东篱下金灿灿的菊花丛里，一边吃着菊花，一边满怀惆怅地吟咏了一首诗，即《九日闲居》： 会闲居，爰重九之名秋菊盈固，而持醪靡由，宝服九华，寄怀子言。世短意恒多，新人乐久生。日月依辰 至，举俗爱真名。露凄暄风息，气微天象明。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酒能袪石虐，菊为利颓龄。知何篷庐 ，空视。时运倾。尘爵耻虚，寒华徒自。敛襟独闲徭，缅焉起深倩。栖回多锯，淹留毫无威。诗歌中包含了对人世的深深感，表明了诗人想在醉酒中淡忘一切念头。正当陶渊明为重阳无酒而叹息时，处却来了一个身穿白衣、风度翩翩人。据南朝宋檀道鸾《续晋阳秋》记：“陶潜尝九月九日无酒，宅边菊丛，摘菊盈把，坐其侧久，望见白衣，乃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后。”这段话的意思就是指江州刺史王穿着白衣（平民的服装）送酒来，这王弘真是善解人意啊！酒和朋友一起了，于是两人席地而饮，一醉方休，后还是别人把陶渊明扶进了家中。

     有认为，这个送酒的不是王弘，而是王派来的差役，这是不对的。因为白衣表平民服装，如果只是一般的差役，本就没有官服可穿，何必特意说他白衣送酒”呢！而且派人送酒，这也不上是什么佳话，正因为王弘脱下官，穿着平民的服装亲自送酒来，与陶明一起共饮，度过这美好的重阳节，使这件事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典故，人通常用“白衣送酒”来表示富贵中人中送炭、让穷朋友心想事成的意思。王弘到任的第三年，也即永初元年 420)，东晋灭亡了，刘裕建立了南朝宋朝。这年秋天，王弘在寻阳的湓口两位客人送行，当时陶渊明也在座平还写了一首诗，就是《于王抚军座送》。易代之际，陶渊明对刘裕篡夺政并杀害晋恭帝的、行为深表愤慨，作述酒》诗以抒发自己的怀抱；但他此跟王弘的关系却相当融洽了。从开始愿见王弘，到非常乐意与王弘交往，前后的态度变化很大。日本学者冈村繁认为这是陶渊明依赖权势者的表现，因为诗人这时非常贫困，依靠王弘，可以得到一些生活来源。这其实是一种误解。陶渊明对王弘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是因为他开始并不认识王弘，认为王弘只是刘裕的忠实追随者，热衷于争权夺利之事。

      但自从认识王弘之后，王弘的 …系列优点便展现出来。史书记载王弘为人仁厚，他的父亲王殉喜欢敛财，喜欢放贷，别人欠他一大堆钱，死后便留下一大堆债券。但王弘却把这些债券全烧了，赢得了百姓的交口称赞。东晋末年，官场上贪婪腐败成风，王弘却不营财利，史书称他在江州刺史任上，对待百姓宽厚，减省徭役，深得百姓欢迎，而且历任方面大员，去世之后居然是 “家无余业”，没有留下一点财产。史书又称他“轻率少威仪”，实际上是不摆官架子，不以威仪自居，跟普通人交往得很好。这些都非常合乎陶渊明的脾胃。陶渊明说： “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他跟王弘的交往，其实完全是交心，与现实利益没有一点关系。 陶渊明与王弘交往，也为九江留下了古迹，只是年代久远，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事实上，在《德化县志)、《九江府志》、 《江西通志》等地方志中，都记载了一个叫“王弘冈”的地方。如《嘉靖九江府志》记载： 王弘冈，在府城西南九十里，晋王弘遣白衣人送陶潜酒处。 上述地方志中，还有一种说法是 “王弘冈在德化县南二十里”，即在现在的莲花洞附近。这一带有蛇头岭，山坡很长，是从九江县到莲花洞的必经之路，王弘冈大概就在蛇头岭上。两种说法，哪种比较接近事实呢？我认为 “二十里”的说法比较准确。  从明朝李梦阳开始，人们都认为陶渊明家住柴桑山下，柴桑山在府城西南九十里，实际上就是现在九江县马回岭的面阳山等几座山峰，明代建造的陶渊明墓就在面阳山。大概明清时人认为，既然陶渊明家住柴桑山下，那么“白衣送酒”就自然发生在陶渊明家的附近，而历代相传的“王弘冈”也就离面阳山很近。然而许多学者已经明确指出，陶

 渊明晚年住在南村，这里离寻阳城、东林寺都不远，所以他能够经常与一班文人隐士往来。如果住在面阳山附近，离东林寺有五六十里路，来去就很不方便了，更何况陶渊明晚年有严重的腿脚毛病，出门要坐竹轿子，靠门生和儿子抬着，如果住在面阳山附近，清早出发，傍晚才能勉强到达东林寺，而与寻阳城的王弘交往就更不方便了。

  ‘依据情理推测，陶渊明晚年住在村（大致在今沙河街旁边的蛟滩畈），离寻阳城只有六七里路。王弘担任江州刺史之后，就近来到南村，想见陶渊明，却被辞绝了。于是王弘派人到陶渊明的村庄里打听他的起居消息。有一天，负责打听的人知道陶渊明要出门，想去莲花洞一带跟朋友相会，便马上回去，跑上六七里路，到寻阳城跟王弘汇报。王弘随即出门，与陶渊明的好朋友庞通之等人带着酒食，走上不到十里路，就在半路上（大概在蛇头岭一带）等候。等到陶渊明坐着竹轿子慢悠悠地来了，两人便一起喝酒，喝了大半天，门生和儿子又抬着陶渊明去寻阳城。因为隔得近，所以从手下人打听到消息、王弘得到汇报并赶到半路上、陶渊明去寻阳城，都花不了多少时间。如果陶渊明远在面阳山附近，这些事情是不大可能在一天之内发生的，他光是赶路就要一个白天，几乎没有时间喝酒。又因为隔得近，所以王弘能经常派人给陶渊明送酒、送米，又经常邀请陶渊明去寻阳城做客。如果陶渊明住在面阳山附近，王弘想做这一切事情可就难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