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庐山东林寺慧远是中国净土宗创始人，此文应法师净兴帮其在网上转发。作为学术讨论，不代表本网站观点。
东晋慧远与中国“东林学” （3）
文/净兴
“东林学”是一个复合概念。本文以地域命名的“东林学”，其研究对象不仅所涉地域自然科学属性，而应该是有关东林寺的（历史科学）社会科学等等属性为主体的一门学科；即涵盖自然科学与（历史）社会科学在内的地域性的综合性学科。“东林学”是以东林寺这个特殊区域的生态、地理、人文、政治、社会、宗教等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综合性学科，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盖了哲学、历史学、宗教学（佛学）、社会学、生态学、 地理学、心理学、（道德）伦理学、管理学、文学、史学、书法、文化学、世学（宇宙、世界、人生）、人类学、死亡学、老庄学、玄学、儒学、 经学、 义理、 宗教、 梵乐学、般若学等相关学科，“东林学”旨在为突显东林寺主线，东林寺净土文化主体，慧远法师创建净土文化、净土信仰和净土价值取向作为研究的确立方向和理论架构。
东林寺是融内陆江南湿润性、地缘性、人文资源富集性、区域自然生态良好和适宜人住修行的普世性性与地域文化易于传播和交流等多元文化性为一体的生态、经济和社会较好地域的特殊区。东林寺的生态特性、资源的多样性和多元文化，催生了净土宗文化，必然建构净土的核心价值体系。
东林寺与净土宗文化是慧远法师建立、开启和创立。慧远法师公元381年，即47岁时到达庐山，后驻锡庐山东林寺，庐山弘法生活了36年后园寂。自此终身致力打造一门早期中国化的佛学体系，包括一流的寺院管理体系，一流的禅茶水准，神圣的佛教建筑，让人心静的佛教音乐等等。由此可见，慧远法师是佛教传入中国初期的一位重要的佛学大师。东林寺是中国佛教乃至宗教的圣地；是东晋世界观看和了解中国佛教乃至宗教的窗口。慧远法师是东晋时代非常受人敬仰的一位得道高僧，也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翻译家。使东林寺成为当时南方佛教中心和长江流域的佛学中心。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慧远法师长眠于庐山的东林寺，慧远法师与庐山结为一体。东林寺是慧远法师修持与学术生命的起点和转折点，佛学（佛法）、佛教人类学研究的社会实验室和“工作室”，也是世界观察和了解中国社会的“文化”窗口和思想高地。慧远法师死后仍葬在庐山的东林寺。宋诸帝赐赠谥号“辨觉大师”、“正觉大师”、“圆悟大师”、“等遍正觉圆悟大师”。宋诸帝赐赠谥号“辨觉大师”、“正觉大师”、“圆悟大师”、“等遍正觉圆悟大师”。为别于隋代净影寺之慧远，后世多称为“庐山慧远”。 晋义熙十二年（416年）8月6日，慧远法师在东林寺圆寂。寻阳太守阮侃率僧众及官员将他葬于东林寺之西岭，垒石为塔，形如荔枝，人称荔枝塔。名士谢灵运（385-433年）特地从建康赶到庐山，参加慧远的葬礼，并作了诔文及《远公祖师塔铭》，热情称颂慧远法师在佛教传教和佛学研究上的重大成就和深远影响，赞之为“孤松独秀，德音常往。”
“东林学”将东林寺现象研究引入到新的历史最好窗口期，是增强东林寺关注和研究人员的学说责任感和使命感和担当感，旨在综合整理、总结概括慧远法师为主导的东林寺佛学研粉和修持成果，促进“宗教学的中国学派” 的实现，扩大中国佛教乃至宗教人类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和话语权。慧远法师在东林寺驻锡已有 36年的历史，积累了山林（丛林）佛教研究的丰硕成果和经验，值得认真地研究，上升为理论，形成一种学说和佛学体系。“东林学”研究的对象、代表人物、研究方法和基本概念、理论体系等都可以在研究中探索、形成，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建立“东林学”，正是求解东晋南方佛教中心问题和净土宗文化的历史地位及影响和宗教意蕴问题，坚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从一定意义讲，“东林学”，也称“东林祖庭学”，亦称"慧远学″。慧远法师已成为“东林学”的灵魂，慧远思想亦成为“东林学”的灵魂。南朝大诗人谢灵运评价慧远法师“温心善诱，发必远言”；唐代大诗人杜牧倡导“诗学雁门僧”，“诗王”白居易亦感慨“不觉定中微念起，明朝更问雁门师”；宋代大文豪王安石则赞叹：“晋人为文，无如远公！”继慧远法师之后，史上另外两位少有的通人苏东坡、王阳明，对远公亦多有吟颂。"东林学"旨在传播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文化精髓，传递弘扬国学文化的使命感，传承宗教价值意蕴。作为研究“东林学”，它应该是以文化主体性为出发点，以文化自觉和学术反思为思维路径，以佛教中国化、本土化和理论化为学科目标，以全面的整体的系统的审视为剖析切入点，以佛法理论与修持相结合为方法准则。这应该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分析和解读佛教中国化、本土化、国际化的理论与话语建构。
“东林学”研究的地缘的多元性，不东不西，不南不北，决定东林寺净土文化传播与传承文化发展必须在中国佛教乃至汉传佛教圈和世界系统中求解；文化生态环境是东林寺发展的特色；人文资源的厚重性则体现人文精神价值。这些就是建构东林学理论架构的缘由，东林学必须构造自己的理论体系，称之为“东林学”。人文历史和文化地缘（地理）是研究东林寺净土宗文化问题的骨架，人文资源是研究东林寺问题的根基，文化生态是研究东林寺问题的命脉。骨架、根基和命脉构成“东林学”的脉络体系。
“东林学”研究的“跨学科性”。“东林学”应是一门综合性、复合性的学科，从各门学科这个大系统分化出来，同时，又把这个系统的生态、政治、经济、教育、社会和风俗习惯等等诸方面加以结合。
1、地理学。东林寺，《徐霞客游记》载：“寺南面庐山，北倚东林山，山不甚高，为庐山之外廓。中有大溪，自南而西。驿道界其间，为九江之建昌（今永修县）孔道。寺前临溪，入门为虎溪桥。”位于庐山北麓，是中国佛教净土宗发祥地，系东晋名僧慧远法师于公元386年创建，为庐山历史悠久的寺庙之一。汉唐时成为中国佛教八大道场之一。唐代高僧鉴真曾至此，将东林教义携入日本，至今日本东林教仍以慧远为始祖。现寺内诸殿及聪明泉等名胜均已修复。东林寺，今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西麓，北距九江市16公里，东距庐山牯岭街 50公里。因处于西林寺以东，故名东林寺。东林寺建于东晋大元九年 （384年），为庐山上历史悠久的寺院之一。东林寺是佛教净土宗（又称莲宗）的发源地，也被日本佛教净土宗和净土真宗视为祖庭。1983年，被国务院列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国家著名佛教道场、江西省三大国际交流道场之一。东林寺自建造以来，至2014年已有1600多年历史。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有三分之二的水域在九江；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庐山”；庐山，又名匡山、匡庐，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市境内。介于东经115°52′—116°8′，北纬29°26′—29°41′之间（即北纬30°）。今位于东偎婺源、鄱阳湖，南靠滕王阁，西邻京九铁路大通脉，北枕滔滔长江。 使我们跨越行政地理范围和虚无的历史范畴之外。
山（丛）林佛教。净土宗如今在我国佛教丛林中成为了第一大丛林，其简便的修行方式一一“持名念佛”也成为最广受欢迎的修行方式。东林寺南面庐山，北倚东林山，为庐山第一名寺。始建于东晋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为莲宗（净土宗）初祖慧远大师所创立，至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晋安帝从江陵回建康，准备重登皇位，途中经过浔阳，别人劝慧远法师去迎驾，慧远法师称病不往。慧远法师为了避免人给以趋势附利的印象，保持了超脱政治的姿态，因而赢得了上层社会和黎民的赞誉。晋安帝对这个高僧不仅不加责难，还赐诏书慰问他。当时，信奉佛教的人纷纷来到东林寺，聆听慧远法师传教。在他们当中，有来自长安的高僧和来自西域的番僧，也有抱琴携酒，以文会友的雅士，也有挂帆千里，长途跋涉来一睹慧远法师风采的贾客，还有衣紫冠贵，肥马轻裘，到庐山与慧远法师叙旧的官员。“游客时过虎溪桥，慧远风流天下闻”。据《莲宗宝鉴》记载：东林寺鼎盛时，“师徒众往来三千，其信之士123人。”庐山也就成为南方佛教的中心。慧远法师集释、儒、道三家学养于一身，以东晋佛教领袖之资质，于东林寺启建白莲社，感召当时之缁素精英123人，专修念佛三昧，矢志求生安养净土，往生时瑞相昭著，有力地推动了净土宗在中土的弘扬。在东林寺弘法的30余年中，译佛经、著教义、与莲友同修净土之业，被后人尊为佛门净土宗的始祖。慧远法师创建的东林寺，不仅有力地推动了 净土法门在中国的发展，并且最先树立了中国佛教寺院特有的山林佛教模式，成 为日后十方丛林制度之雏形，为佛教中国化奠定了夯实的基础。净土宗在大乘佛教内在精神中获得的有效彰显、慧远法师唱导制度的确立，均为净土宗教理、 教义的传播及佛教音乐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陆路佛教。慧远法师生前，佛教净土宗仅为一种学说，发展至唐代，善寺大师（613年-681年）在长安光明、慈恩两寺宣扬净土，撰著经书，组成了净土宗的宗义及行仪，至此，净土才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宗派，并尊称慧远为净土宗始祖。慧远法师到庐山后，深感江东；一带佛经不全，禅法缺乏，律藏残缺，于是派弟子法净、法领等西行求经，取得不少梵本，经慧远法师组织翻译，昆昙学和禅法的经典，在江南得以广泛流行，这是大师在佛教史上的又一贡献。
水路(海上)佛教： 唐宋时净土念佛法门流传日本。至12世纪，日本僧人源空（1133-1212年）宣传专修念佛的净土教，开创了日本的净土宗。现在，世界各地的佛教净土宗的信徒，在燃香拜佛之际，常常向东遥遥致敬，以示对慧远法师及所创建的东林寺的怀念。当代改革开放十年来，数以千计的信众，远涉重洋，到东林寺缅怀慧远法师，朝拜祖庭。慧远法师及其创立的佛教净土宗，架设了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受到后人的敬仰。东林寺遂尔以中国净宗第一道场而誉动中外。唐天宝九年，鉴真大师第六次东渡前来朝礼，将净土宗教义传至日本，为中日民间友好交往作出了重要贡献。天宝十二年夏，东林寺僧人智恩与最后一次东渡日本的鉴真大师同行，将净土宗教义传入日本。唐代高僧鉴真曾至此，将东林教义携入日本，至今日本东林教仍以慧远为始祖。
2、佛教学（宗教学）。一代大师庐山慧远是中国化佛教的真正开创者。戒律、他的佛教活动和哲学思想，在我国佛教史和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佛学（艺）文化：1、佛学文化。佛学研究型。（1）慧远法师潜心钻研佛经，引证《庄子》的虚无思想，阐明佛学中的哲理，融儒、道、佛于一炉，很受士大夫的欢迎。他的师傅道安赞许他说：“能使佛教普及全国的，大概就是慧远吧！”因果论，神不灭论。慧远法师还致力于撰写佛学著作，主要著作有《法性论》、《沙门不敬王者论》等，他的经、论、序、铭、赞、记、诗等，后人集为十二卷。他题咏庐山的诗文，虽然有些玄学味道，但是关于庐山最早的诗作。慧远法师创导的弥陀净土和念佛三眜，强调禅智并重，对后来的净土宗、天台宗和禅宗的形成，乃至以后整个佛教思想的发展，都有重大的作用和影响。（2）东林寺为何确立净土五经一论的圣言量和中国净土宗祖师的著作为两大参照系。东林寺作为净土宗的祖庭，确立这两大参照系意谓：念佛法门乃佛教中之不可思议的圆顿大法，其事理境界惟佛与佛方能究竟，是故宜以圣言量作为至高标准。佛陀在涅槃时所开示的四依法亦云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世间的人每每将圣言量淡化处理，是因为对圣言量没有深入、恳切的体悟，常常省心省时地看看光碟、小册子之类，知见混乱，莫衷一是。所以净业行人一定要以圣言量作为判别知见是非邪正的标准。净土宗五经一论就是我们所依据的根本经典，一定要把五经一论的佛之知见建立起来，才能生起我们的正信、正行。第二个以净土宗祖师著作作为参照系。在这个见浊日炽的末法时代，提倡并实施净土五经一论圣言量和祖师著作理念作为参照系，是非常有必要的。是故东林寺的弘法就是围绕着这个核心来开展的。其佛教思想属般若学的本无派，并善引老庄思想入佛。在佛教理论上，主要发挥轮回、报应及神不灭论。他在宣扬大乘般若学同时，还提倡小乘禅法数之学。其佛教信仰坚笃，与雷次宗、刘遗民、宗炳等文人名士“于精舍无量寿像前，建斋立誓，共期西方。”成为后来净士宗的先驱。其著作主要有：《沙门不敬王者论》、《三报论》、《明报应论》、《阿毗昙心序》等。然而，在东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围绕慧远的“因果报应论”和“神不灭论”，曾展开了多次激烈辩论。这些辩论，一方面反映了佛教思想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尖锐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二者在冲突矛盾中，寻求会通与融合。从人学角度观察和探讨这些辩论中所涉及的内容，可以看出，其就是要解决人对现世的关切和终极关怀问题，因而具有深刻的人学意蕴。佛学交流型。一是佛学重镇学术交流。唐时，东林寺达到鼎盛，“殿、厢、塔、庑，共三百一十余间，规模宏远，足称万僧之居”，门徒数千人，慧远法师推动了中国南北两大佛教重镇长安和庐山的佛教交流。二是政界社会各界交流。与王公贵族的交往 是当时的权臣和农民军领袖。与各国帝王间的交往 与东晋朝士名流的交往；2、佛艺文化。在庐山弘法传道之余，经常游历于山水，徜徉于林泉，吟诗作文，以诗文直意禅学，借诗文阐释佛理，现虽仅存《游庐山》、《庐山记》、《游石门诗并序》等数篇诗文，但从中仍突出地体现着慧远对中国山水文学的首创之功。慧远法师则是中国山水诗史上第一位自觉咏唱山水的诗人，他独具风格、独辟蹊径的山水诗，直接影响着谢灵运山水诗歌的创作，并对中国山水诗风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他为核心的诗人群大量创作山水诗，有力地推动了山水诗的勃兴。慧远法师及其山水诗群的法集、游山和文咏活动，带有比较强烈的目的性，都是以自觉的态度来游览欣赏山水并集体创作诗篇，形成了一个早期山水诗创作的高潮。中国的山水诗，因慧远法师及其山水诗作而有了明晰的源头；而慧远法师对谢灵运直接且深广的影响，更是山水诗走向成熟的动因。慧远法师主动的山水诗创作，则以释家吟咏山水之开先，转“玄对山水”为“佛对山水”，“流心叩玄扃，感至理弗隔”，以诗文阐佛理，藉山水之神韵趣入“一花一净土，一石一如来”之禅境，奏响了中国山水诗浩瀚乐章的第一个音符。庐山是中国山水诗的策源地和田园诗的发祥地。而庐山得以扬名于世并流芳千古，则肇始于慧远大师，恰如民国吴宗慈《序》所言：“夫庐岳著闻于世，始于晋释慧远。”
信仰文化：净土信仰概念。所谓“净土”，是指清净国土、庄严刹土，也就是清净功德所在的庄严的处所，顾名思义，那是一片绝对永恒、清静、不带任何污垢的世外乐土。阿弥陀佛之净土。又称极乐净土、极乐国土、西方净土、西方、西天、安养净土、安养世界、安乐国。自此世间向西而去，经过十万亿佛土之彼方即为极乐净土。所谓净土信仰概念 净土又称“佛国”、“佛土”“净国”。净土信仰是佛教净土宗发展起来的一种强大信仰。净土世界里有无尽的快乐和幸福，也为世人指出了一条通向弥陀净土的捷径和往生净土的简便易行方法，吸引着众人向往。而在真正意义上把西方净土的信仰与本土思想合而为一的，则是慧远法师。慧远法师较早倡导了西方阿弥陀佛净土的信仰。一般来讲，净土信仰是信仰西方极乐世界的弥陀净土，慧远法师开创了西方极乐世界弥陀净土信仰的宗风。弥陀信仰为净土宗的唯一信仰，净土宗只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般舟三昧经》说专修念佛，可得十方诸佛现前，经中又特别提出西方阿弥陀佛净土。慧远法师在庐山率弟子等修念佛三昧，主要是修西方净土。他们在阿弥陀佛像前立誓往生西方净土，专心念阿弥陀佛。中国佛教净土宗以阿弥陀佛为主要信仰对象，以极乐净土为往生的主要目标，因此慧远法师提倡念阿弥陀佛，希望往生西方净土，所有这些，对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影响是深远的，慧远法师也因此被后人推为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初祖。净土宗是汉传佛教的一个重要派别，净土宗信仰阿弥陀佛，即阿弥陀佛的信仰，阿弥陀佛的弥陀净土信仰，又叫西方极乐的信仰。“往生无量清净佛国”信仰，“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慧远法师的弥陀净土信仰。通过建立起念其名号来求死后往生西方净土的共往信仰支撑的系统。广义上讲，除了净土宗外，弥勒信仰，即信仰弥勒菩萨，通过修行愿求死后往生其兜率净土，也属于净土信仰。净土宗最重视的经典是以“净土三经一论”为其根本经典，即《佛说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和世亲菩萨的《往生论》（《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偈》）。后增加《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普贤菩萨行 愿品》称之为“五经一论”。在修行方法上，净土宗以口称念佛的名号为得生净土的要行。所谓“净土”，即佛国，即理想中的世界。“净土”与尘世间充斥各种罪恶的“秽土”相对，“出离秽土，往生净土”是净土宗佛教的根本理念。净土信仰除了博采佛教论外，还大量经吸收了中国儒家、道家思想以及众多民间信仰，因此与印度佛教差别很大，却与中国文化紧密相联。净土宗最大的特点就是简单易行。称念六字名号，愿生西方净土，乃庐山慧远法师等所倡。庐山慧远法师的阿弥陀佛信仰，依据的就是《般舟三昧经》。。主张修行就是口念“南无阿弥陀佛”或“阿弥陀佛”，如此即可“灭八十亿劫生死大罪”，死后由佛陀接引往生到极乐世界。因为简单方便，故极受中国民众欢迎。弥陀净土思想是这一思潮的总结，它描绘的“净土世界”无比美好，令人向往，由此形成了净土思想。净土宗最基本的修行方法就是所谓“执持名号”，并达到一心不乱。净土修行的念佛形式灵活。没有硬性规定，坐、卧、行、住都可以念佛；修行方法非常简易。只要“称名念佛”，不需要学习深奥艰涩的佛典；用力少而见效快。净土思想仰仗阿弥陀佛愿力成佛，比禅宗靠自力成佛要容易得多。真善美慧的净土文化，弘扬“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精神，秉承“慈悲众生、怜悯众生、救拔众生”宗教情怀，西方极乐世界是由阿弥陀佛大悲愿心流现、展示出的无量恢宏的境界，在果地上酬答他因地的大愿，揭开普度九法界众生的序幕。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今十劫，现在仍然在垂着金色的手臂，接引十方无量无边刹土的苦难众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是净土文化缘起的一个大概。从这个大概的缘起可以看出，这不是一般的因缘，乃是无量无边的因缘所成就的净土，它彻底体现出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度化众生的慈悲本怀和拯救九法界苦难众生的威神愿力。所以这个文化是非常博大的，它的效能是非常究竟的，它跟我们每一个众生的生命的提升是息息相关的。对这种净土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我们可以概述为四个字：真、善、美、慧。真、善、美、慧就是净土宗文化的核心的价值观念。也是“净土体系”导向和价值评价体系。佛学宗师慧远和道学宗师陆修静曾先后在庐山弘扬教义，他们驻足的东林寺和简寂观便成了此后中国文化的两个重要的精神栖息点。”慧远法师《庐山出修行方便禅经统序》中说：夫三业之兴，以禅智为宗。……禅非智无以穷其寂，智非禅无以深其照，则禅智之要，照寂之谓，其相济也，照不离寂，寂不离照。禅与智是解脱道上不可或缺的二大要素，这种特质引入弥陀净土信仰中，于是形成了早期净土信仰者重视禅定和智慧的特性。弘法利生，在力培植和传播一颗慈悲的心、智慧的心、致善的心。培育自律性和归属感、崇尚自我修性的佛法意识，有这么一位大国王，在世自在王如来座下听经、闻法、开悟，舍去国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称性发四十八大愿，由愿而行菩萨六度万行，最后圆满大愿，自致而成阿弥陀佛。净土信仰是影响中国佛教民间信仰最为深远的宗门。净土宗唱念佛经制度。慧远法师唱念佛经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大量佛教寺庙在江西的建立和慧远法师唱念佛经制度的建立为佛教净土宗音乐在江西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佛事也相继建立了一系列具有中华本土文化特征的仪式和仪轨制度,净土宗音乐就是依附于佛教法事仪式、仪轨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可以说佛教法事中的仪式、仪轨是净土宗音乐传播和发展的的重要外显载体。随着慧远法师唱念佛经制度的建立,佛事也相继建立了系列具有中华本土文化特征的仪式、仪轨制度,净土宗音乐就是借助于佛教中的法事仪式、仪轨制度逐步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法事的仪式、仪轨是净土宗音乐传播和发展的的重要载体。完善教团僧制。慧远法师则是在继承道安的基础上，对僧制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规定。在《出三藏记集》中保存下了当时慧远法师所制定制度的有关名称，如《法社节度》、《外寺僧节度》、《节度》、《比丘尼节度》（《出三藏记集》载陆澄《法论目录》各载其序）等这些名称则向我们提示了当时庐山僧团关于比丘、比丘尼、外寺僧、结社等方面的制度已有全面的制定。通过对慧远法师着作文本的解读，使我们发见庐山僧团在印度广律尚未通行之前，慧远法师在承袭其师道安的基础上，为建设庐山僧团进行了有力而又适宜的规约制定，保证了庐山僧团修学有依，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从庐山僧团的严持戒律、传译律典、修般舟三昧等作风来说，也有必要严制制度的必要。慧远法师的教制虽然仅通用于庐山僧团，但是为东晋南北朝时期的教制与组织建设，给予了深远影响。庐山僧团为后来禅宗教团百丈清规的出现，在区域与理路上提供了良好的背景。净土思想提出：一是形尽神不灭论， 是《沙门不敬王者论》中五论之一； 二是《三报论》； 三是《明报应论》。“法性论”和 “因果报应论”体现在他的“灵魂实有”佛性论以及“沙门不敬王者论”中。此外，他的“三世报应”论也填补了中国因果思想的缺陷与空白。慧远法师灵魂实有的佛性观念契合了中国一贯的思想原则，深刻的影响着后世中国佛教的发展，并最终促进了“真如缘起”这一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并一直作为中国佛性思想主流的佛性观念的萌芽与形成。并进而推动了隋唐八大宗中的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和净土宗等宗派的兴起，成为中国佛教发展、兴起的理论基石。因此，慧远法师是促进佛教真正中国化的里程碑式人物，己故的佛学泰斗方立天教授也因此认为这是他在“佛学理论建设上的主要贡献”。创立了“三世报应”因果学说，填补了中国思想界相关空白。为他的净土信仰的原因提供了理论支撑，还有当时的净土经典为他的净土信仰提供经典理论。慧远法师的法性论、因果报应论等佛学思想，是以 “形尽神不灭”为理论基础。正如方立天先生指出，“慧远的形尽神不灭理论，是关系到说明人能不能成佛的根本问题，是慧远法师的出世主义和因果报应的理论支柱，是他的全部佛教理论的前提和基础” 。 “形尽神不灭”“报应轮回”和 “法性论”思想。净土宗在 大乘佛教内在精神中获得的有效彰显、慧远法师唱导制度的确立，均为净土宗教理、 教义的传播及佛教音乐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慧远法师作为弥陀净土的坚定信仰者和热忱弘扬者，在所住庐山联系了一批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士大夫，使那里成为净土信仰的一个中心.佛教人文价值。慧远法师亦称疾不肯出山。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也宁可不犯戒，《高僧传》中记载：大德耆年皆稽颡，请饮豉酒，不许。又请饮米汁，不许。又请以蜜和水为浆，乃命律师令披卷寻：文，得饮与不，卷未半而终。通过与外界的隔绝来保持自身的清净，慧远法师以出世法的清明证明了佛教存在于世的价值。佛教恰恰是一种非常重视个人生命实现的文化思想形态，它重视个人生命的解放与解脱，并且认为自己生命的超脱能够帮助家人乃至众生都获得利益，甚至解脱，即所谓的“一人得道，九祖超生”的思想内涵。因果轮回思想就迫切地被社会所需要，并呼之而出了。慧远法师的“三世报应”思想正好满足了这一广泛的社会需求，填补了这一空白，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财富又加入了一项重要的内容，一直影响至今。佛教伦理中是最高道德理想人格，具有慈悲普渡、清净平等、无等正觉和道德至善等伦理品性，观想念佛时念佛者以心观想佛之相好庄严，并最终达到心与佛身相冥合，此时之心即是佛心，清净无染，佛之伦理品性也俱具于心，心中的三毒等一切染污亦消融殆尽，正如《观无量寿经》所云：“是故，汝等心想佛时，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诸佛正遍知海从心想生。”鸠摩罗什大师赞称慧远法师为“东方护法菩萨”，受国外僧众所钦敬。东林寺为当时南方佛教中心，与罗什所居止之长安中分天下。
政教文化：慧远法师则广交仕宦名流，权贵豪门，普渡众生。后秦的姚兴常与慧远法师书信来往，并派人送来礼品和法器。东晋的司徒王谧和护军王默也对慧远法师表示钦慕。荆州刺史殷仲堪曾专程到庐山拜访慧远，两人谈论《易经》，终日不倦。桓玄在篡夺皇位前曾竭力压制佛教势力，他初以为慧远法师跟其他尼僧一样，胡作非为，横行不法，想借机打击，下令要慧远法师出山，两人一见面，桓玄首先引用《孝经》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所谓古训，查问慧远法师为什么要剃光头。慧远法师知道桓玄是责备他落发为僧，违反“孝道”，也随即引用《孝经》中另一句话：“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孝之终也。”慧远法师应声答道：“立身行道。”慧远以《孝经》对《孝经》，敏捷巧妙地作了回答，使桓玄大为心服，他进一步了解到，慧远法师弘法永保清净，从不同流合污，更是大为尊敬。不久，桓玄下令，排斥打击佛教势力，有不少寺院被拆毁，大批僧尼被迫还俗，唯有东林寺例外。桓玄说：“只有庐山是道德高超的人居住着，不在取缔之例”。
念佛文化：根据《佛说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和《往生论》等为主要经典，以念佛为手段，以往生西方净土为目的的佛教宗派，创作出了能口口相传的“阿弥陀佛”四字真经，创建口念“阿弥陀佛“四字真经的大众简易修行法，将佛教文化植入平民生活，这就是可以在死后到达阿弥陀佛主宰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理论和简单容易修行的法门，最能体现佛教中国化成果的是净土宗。慧远大师自然不用说，在念佛三昧中， 曾经三次见到弥陀和西方圣境。又如高士刘遗民， 他也是在定中见佛， 佛亲自给他作加持，以袈裟覆体，用手摸顶等等。慧远的结社念佛，是依念佛三昧而见佛，以期往生西方。慧远的《念佛三昧诗集序》说：夫称三昧者何?专思寂想之谓也。思专则志一不分，想寂则气虚神朗；气虚则智恬其照，神朗则无幽不彻……又诸三昧，其名甚众，功高易进，念佛为先。何者?穷玄极寂，尊号如来，体神合变，应不以方，故令入斯定者，昧然忘知，即所缘以成鉴，（鉴）明则内照交映而万像生焉；非耳目之所至，而闻见行焉。 《般舟三昧经》卷上，“行品”中说：若沙门白衣所闻西方阿弥陀佛刹，当念彼方佛，不得缺戒，一心念，若一昼夜，若七日七夜，过七日以后，见阿弥陀佛，于觉不见，于梦中见之，譬如人梦中所见，不知昼，不知夜，亦不知内，不知外，不用在冥中故不见，不用有所弊碍故不见。慧远法师将念佛与西方净土往生信仰相结合，大力提倡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这一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结社文化：一是佛教涵义结社。《释氏要览》中有所记载：“昔晋慧远法师（唐宣宗谥大觉法师），雁门人，住庐山虎溪东林寺，招贤士刘遗民、宗炳、雷次宗、张野、张诠、周续之等为会，修西方净业。彼院多植白莲，又弥陀佛国以莲华分九品次第接人，故称莲社。有云：嘉此社人不为名利淤泥所污，喻如莲华，故名之。有云：远公有弟子名法要，刻木为十二叶莲华植于水中，用机关，凡折一叶是一时，与刻漏无差，俾礼念不失正时，或因此名之。”慧远法师在庐山成立"白莲社"(实验区)，创建了庐山僧团，推进庐山僧团的僧制建设，探索与创新中国佛教早期教制的新型的僧团发展模式，开创了中国特色的“山林佛教"。这是慧远法师卓有成效地进行一种僧制创新与自律管理革新偿试，也是一种富有远见的政治智慧。慧远法师认为只有通过内部整顿，制定完善的僧制，加强佛教自身建设才能解决佛教世俗化的现象。由于庐山僧团的清风，得到当时王公大臣的赞叹，而且僧团的规章制度得到南北僧俗的普遍尊崇。后秦弘始三年(401)，姚兴在设立僧官的诏书中，将慧远法师庐山僧团的规制“远规"，作为整顿僧尼的楷模，他称：大法东迁，于今为盛，僧尼已多，应须纲领，宜授远规，以济颓绪。从庐山僧团的严持戒律、传译律典、修般舟三昧等作风来说，也有必要严制制度的必要，慧远的教制虽然仅通用于庐山僧团，但是为东晋南北朝时期的教制与组织建设，给予了深远影响。庐山僧团为后来禅宗教团百丈清规的出现，在区域与理路上提供了良好的先期实践背景与参照样本。慧远法师在庐山东林寺创建的“净土”学说，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宗派“净土宗”的思想来源。现代著名学者胡适1928年曾指出：″慧远法师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这就是在佛教历史上最早的一次结社，这次结社的目的最终就是专修“净土”的法门，希望能在死后前往西方极乐世界。慧远法师联合刘遗民等人在佛祖面前立下誓言，也是佛教在中国最早的结社行为，他们创下的社群叫做"白莲社"。讲学三十多年，影响深远。当时朝廷权贵，文人名士都倾服他的道德学问，书信往来不绝，关系极为密切。他提倡观想念佛，在庐山与僧、俗结社，立志往生西方。这是中土历史上第一个有规模、有水平的高僧与居士的结社，开创了佛教信仰实践的一种新形式，特别对后代文人居士佛教的发展造成了长远影响。晋安帝元兴元年，该群体中的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等123人还与慧远法师在无量寿佛像前建斋立誓，共期往生阿弥陀佛西方净土，推进了净土信仰在中土的流传。早年东晋时代，慧远法师，我们净土宗第一代的祖师，在庐山，江西庐山，建立第一个净宗道场，念佛堂，东林念佛堂，现在叫东林寺，祖师最初建立是个念佛堂。同参道友一百二十三个人，因建立了缘起的生命轮回观念和善恶必报的因果观念，共同发大誓愿，一心念佛，求生净土，这些人统统往生了，无比殊胜，往生到西方安乐净土（极乐世界）就是作佛，无比殊胜庄严，其中十八人还被誉为“十八高贤”，开启了我国西方净土信仰的先河。这一结社念佛之举为后世所仰慕。东林寺形成了集修行、学术、研究、交流、翻译于一体的中国化佛教的大趋势。庐山结社念佛，以一种团队的力量宣告了净土法门的兴起，开后世结社念佛往生净土的宗风，慧远法师当之无愧地被推尊为中国净土宗的初祖。相传其道场前有莲池，内植白莲花，因而被称为“莲社”。此后中国佛教史上结社念佛之风不断，慧远法师往生的时候告诉同学，过去在念佛堂曾经三次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他说今天佛又来了，这第四次了，我会跟着佛到极乐世界去，这真往生。同学们问他，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跟经上讲的一模一样。慧远法师那个时代净宗的经典只有《无量寿经》翻成中文，翻成华文，《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我们相信已经传到中国，但是还没有翻成中文，中文流通的本子只有《无量寿经》一种。所以初祖建立净宗道场所依的是一部经，就是《无量寿经》。这一个公案决定不是假的，慧远法师（就是初祖）给我们做证明，念佛往生净土是真的。这个法门至捷，至是到极处，捷是快速，八万四千法门，唯独这个法门可以一生成就。至径，这个径就是抄近路，最直捷的法门、最快速的法门，前面我们读到过，最稳当的法门、最容易的法门，而且是成就最高的法门，真难得！我们这一生遇到了，遇到要不能把它把握到，这一生空过就太可惜！世出世间一切法，只有作佛是真的，只有作佛是最究竟、最圆满的。世尊在此地为我们介绍，黄念老居士为我们做详细的讲解，难得！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才知道佛恩之大，才知道夏莲老的会集、黄念祖的批注无比的殊胜可贵，我们才知恩报恩。不知道恩他不会报恩，知恩肯定报恩。我们今天知道了，怎么报？依教奉行，决定往生净土，这真报恩。净土法门兴盛，弥陀信仰正广泛流行于士大夫间，文人与僧侣结社亦是一时风气，二是文学涵义结社。慧远法师首创之东林莲社，实乃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诗社。远公莲社在中国古来诗社的创立与发展史上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对东晋思想文化发展、诗文革命运动产生着重要影响，使之成为值得深入研究的古代重要文学社团之一。以慧远法师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山水诗作家群体，活跃在当时的诗坛上，成为我国早期山水文学创作的重要力量，使庐山莲社突破和超越了单一的宗教性质，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文学结社。慧远法师“庐山诗社”重要成员有东晋名士宗炳、张野、刘程之、王乔之，以及山水诗之集大成者谢灵运、田园诗之开山鼻祖陶渊明等，他们各自行于世的山水诗作，正是慧远法师主导的庐山山水诗创作热烈氛围所孕育的蓓蕾或迟或早必然要开出的奇葩。多次游览匡庐风光，自觉吟咏自然山水，且名僧与雅士风云聚会，以慧远法师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山水诗作家群体，活跃在当时的诗坛上，成为我国早期山水文学创作的重要力量，使庐山莲社突破和超越了单一的宗教性质，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文学结社。慧远法师“庐山诗社”重要成员有东晋名士宗炳、张野、刘程之、王乔之，以及山水诗之集大成者谢灵运、田园诗之开山鼻祖陶渊明等，他们各自行于世的山水诗作，正是慧远法师主导的庐山山水诗创作热烈氛围所孕育的蓓蕾或迟或早必然要开出的奇葩。慧远法师主持的念佛立誓，事在元兴元年（402年）七月，参加这一法集的“同志息心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他们还围绕念佛三昧的主题进行了集体的诗歌唱和活动，并结集为《念佛三昧诗集》，慧远法师亲自为之作序。慧远法师发起的最后一次文咏活动，是佛影台建成之际的赞佛之咏。慧远法师亲自撰写了《佛影铭》，据此铭后记：“于时挥翰之宾，佥焉同咏，咸思存远猷，托相异闻。”可知当时加入挥翰行列的人不在少数，谢灵运亦作有同题《佛影铭》传世。远公莲社在文学史上的另一大意义，则是首开僧俗文人大规模文学结社的风气，对后世以文会友的结社集会活动，有着开启范例的作用
6，翻译学。慧远法师以东林寺为弘法利众的中心，既接引西方僧人来寺译经，又亲自主持佛教经典的翻译。很快，东林寺成为晋代中国佛教的重镇，曾派弟子法净、法领等西行取经，得到诸多梵本佛经，遂于庐山置般若台译经，成为我国翻译史上私立译场的第一人。派弟子法净、法领等人西行取经，得到了很多梵文佛经。随后慧远法师又在庐山设立翻译场所专门翻译佛经，成为了我国翻译史上第一个设立私人翻译场所的人。曾派弟子法净、法领等人西行求经，带回不少梵本。慧远法师又请来译僧翻译这些经典，请佛陀跋陀罗译出《达磨多罗禅经》，促使禅学在南方流行，请僧伽提婆译出小乘毗昙学经典《阿毗昙心论》和《三法度论》。至于律典，庐山虽然没有译介，但在长安，《十诵律》因故只译出三分之二，后来精于此律的昙摩流支来华，是慧远法师遣弟子昙邕写信请昙摩流支译出剩下的部分，所以《十诵律》的完备，慧远法师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律也得以在南方流传。 404年，慧远法师听闻昙摩流支到中土，亦精通这律典，即派弟子昙邕传书请昙摩流支于关中续译，未及校订，东晋义熙十年(414年)，法显(334--420年)西行求法回来，两年后上庐山，跟慧远法师谈到在西域的见闻，也有可能涉及法显其后译出的《僧祗律》。以律藏驰名的昙摩留支来到关中，远在庐山的慧远法师即遣弟子昙邕入秦，亲笔致书昙摩留支，请他发心将未译出的《十诵律》余分翻译过来，昙摩留支受远公的至诚所感，遂将弗若多罗未竟的部分译出，成为中国第一部完整的比丘律藏。天竺僧侣，望风遥仰，“东向稽首，献心庐岳。”庐山东林寺与长安逍遥园鸠摩罗什大师的译场，作为南北二大佛教中心，遥相呼应。慧远法师感于法道有缺，曾派弟子法净、法领等西行取经，得到诸多梵本佛经。慧远法师遂于庐山置般若台译经，成为中国翻译史上私立译场的第一人。以律藏驰名的昙摩留支来到关中，远在庐山的远公即遣弟子昙邕入秦，亲笔致书昙摩留支，请他发心将未译出的《十诵律》余分翻译过来，昙摩留支受远公的至诚所感，遂将弗若多罗未竟的部分译出，成为中国第一部完整的比丘律藏。佛陀跋陀罗尊者，又称觉贤，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人，释迦族，甘露饭王后裔。以精通禅律驰名，于义熙四年（408年）来到长安。觉贤三藏因被人指斥显神通而见摈于北方，慧远法师特遣弟子昙邕入关，替他们和解，由于觉贤不愿再回北方，便投奔慧远法师。远公予以热烈欢迎，邀他加入莲社，请他翻译佛经，并以负责的精神致书国主姚兴，为觉贤解除了被摈的处分，恢复了觉贤的名誉。派弟子西行取经早于唐僧二百年,并成为中国翻译史上私立译场第一人。他曾邀请小乘僧迦提婆和佛陀跋罗从事翻译和讲学，向他们请教学问，为之译论作序。他是把西方的佛教汉化传播的第一人
7，美学。其一、自然美学价值。公元817年， 伟大的诗人白居易评价了庐山的自然美的价值。他把庐山放在了中国名山中的第一位。他说:“匡庐奇秀甲天下山。” 其二、艺术美学价值。(1)绘画。庐山题材。中国第一个山水画家东晋画家顾恺之创作的《庐山图》，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第一幅独立存在的山水画，自此历代丹青大师以庐山为载体，以这一艺术形式对庐山赋予美感境界的表述。庐山东林寺莲社“十八高贤”之一的中国第一个山水画理论家宗炳，宗炳所撰的《画山水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中国山水画论，中国画在理论上的第一次突破，亦是顾恺之的“传神说”。其所阐述的山水“畅神说”，打破了“君子此德”的美学观，表现了一个新的美学思潮的兴起。唐寅(唐伯虎,姓唐,名寅,字伯虎)的《庐山图》，也叫《匡庐图》，或《庐山三峡桥》。其真迹现藏于安徽省博物馆，为全景山水，表现的是庐山三峡桥(又称观音桥)一带的景观，画面峰岩嵯峨，古木惨淡，瀑泉湍泻，画风清刚俊逸，而意境却萧索苍冷。白莲社题材。北宋 张激 《白莲社图》 卷，辽宁省博物馆藏。 白描绘三十余人，以树石、泉桥分隔为七部分，展现了东晋慧远法师于庐山东林寺白莲结社的故事。人物刻画神行毕肖，用线飘逸凝重，流畅刚劲。国画《庐山观莲图》清·上官周画。【国画《庐山观莲图》清·上官周画】。慧远题材。（工笔《莲宗初祖慧远大师像》圆霖法师（1916—2008）画（苏州灵岩山寺藏））。 国画《远公和尚图》清·任伯年画。十八高贤题材。明宋濂在《匡庐结社图记跋》里就把陶渊明、陆修静列入十八人中，并说：“今所画止十八人，取著名于时者也。人数增减，相传有不同者，所记异辞也。”虎溪三笑题材。宋代石烙亦曾绘《虎溪三笑图》，可惜己经失传，现图为1935年所刻。绢本设色《虎溪三笑图》南宋·佚名画（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禅画《虎溪三笑图》圆霖法师绘）。(2)书法。名寺。唐大书法家柳公权曾写下“流泉匝寺”四字，盛赞此寺之妙。在东林寺内，有《三笑图》，从辽宁省博物馆藏白莲社图卷的诗情画意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慧远为中国佛教的传承与创新所作出的丰功伟绩。名泉（水）。“谷帘泉”三个隶书大字,出自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的手笔。（3）碉刻(碑文)。慧远题材。石刻《慧远大师德像》（庐山东林寺藏）。与慧远法师同时代的谢灵运写《庐山慧远法师碑》就有了记载：“太元初，襄阳既没，振锡南游。考室庐阜，结宇倾岩。”罗汉题材。石刻《五百罗汉图之慧远尊者》（常州天宁寺藏）王阳明诗碑。如清末康有为题刻的《柳公权残碑记》，时间跨度千余年，每一处古迹都寄寓着一段历史典故，其丰厚的文化底蕴，对中国传统文化也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三笑碑》题材。在东林寺内《三笑碑》有唐代李邕书法碑，王阳明诗刻碑。东林寺碑题材。另外在藏经阁中还有一方弥足珍贵的唐代书法家柳公权《复东林寺碑》的残碑。柳公权残碑。唐会昌初年，武宗皇帝下诏废佛，佛教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灭顶之灾，史称“会昌法难”，东林寺亦遭遇大劫，成为一片废墟。幸武宗灭佛后一年而获，宣宗李忱即位，于会昌六年（846年）五月颁布了复佛令。高僧正言法师受江州刺史崔黯委托主持东林复建，历十一载艰辛，于唐大中十一年（857年）复建成“极天下之壮观”的东林寺。崔黯亲撰《复东林寺碑》文，大书法家柳公权时年已80余岁，欣然为之书，正言打制成碑立于寺中。崔文辞采飞扬，柳书遒劲有力，辞书合璧，遂成东林一绝。至清初碑已裂为多块，康熙年间被收入皇廷，仅留一小块存寺，故称“柳公权残碑”。此残碑至光绪初又失其所在。至康有为来游东林寺，在寺中四处寻找，终于在橱下觅得，康有为亦有题刻，记载了他在橱下觅得柳公权残碑之事。柳公残碑现收在东林寺藏经楼中，成为镇寺之宝。唐刻陀罗尼经幢，石雕护法力士，柳公权残碑等珍贵文物保存至今。有唐代李邕书法碑，王阳明诗刻碑。另外在藏经阁中还有一方弥足珍贵的唐代书法家柳公权《复东林寺碑》的残碑。清末康有为题刻的《柳公权残碑记》，时间跨度千余年，说起这块碑，还真有一个动人的故事。近现代大学者康有为一生三游庐山，两到东林。有一次他到东林寺，四处游览，偶尔在寺中的厨房发现一块残碑，抹去油污，见残碑上依稀可见的字有四十八个。仔细考辨，发现这块碑是刻于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的《复东林寺碑》，为庐山现存石刻中最早的碑刻之一，碑文由当时的江州刺史崔黯撰文，由大书法家柳公权书写。此碑最早立在虎溪桥畔，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东林寺几经战乱，碑断成数块。清康熙年间，为保存这块珍贵的刻碑，朝廷收归内庭，但留了一块放在寺内。可是，到了光绪年间，这块残碑也不知去向了。直到这一次康有为偶然寻到，残碑才重见天日，成为了东林镇寺之宝。1926年7月，康有为携友人再访东林，发现这块柳碑已镶嵌在殿廊上了，抚今追昔，他感慨万分，不觉文如泉涌，提笔写了一首七律《东林寺柳碑》：“虎溪久塞已无桥，坏殿颓垣太寂寥。无复白莲思旧社，尚存铜塔倚高标。华严初译现楼阁，陶谢同游想汉霄。三十八年重到此，重摩柳碣认前朝。”罗汉题材。石刻《五百罗汉图之慧远尊者》（常州天宁寺藏）。五百罗汉堂。东林寺旧有五百罗汉阁，宋开宝九年曹翰下江州，调发巨舰十余艘，尽载金帛，将东林寺五百铁罗汉置其上，归至颖川。十八高贤影堂题材，以石镌刻18高贤影像并建堂供奉，是为“十八高贤影堂”。“石刻力士”雕像题材，对我们说：这是一尊唐代的作品。细瞧这位已有千余岁长寿的“护法力士”，其面部双颊和双眼皆暴突，粗犷中透显出憨态十足。浑身的肌肉发达，裸露的双臂、大腿洋溢着力量与朝气。最为奇特的是：在力士的双股中间只有一条布巾一绕而过，这种装饰与现今日本的相扑运动员类似。唐代鉴真大和尚东渡日本由此，净土宗传入了日本，也可能同时就将护法力士的雕塑风格带了过去。也许就是这次因缘，这尊唐朝力士雕像的衣着成了日本相扑选手服饰的模仿对象。“李北海碑”：李北海碑系唐代大书法家李北海亲手所书的《东林寺碑》并序，全文1037个字，刻于唐开元十九年（731年），时间比柳公权碑还早，可惜原碑毁于火灾，现碑为元代至元三年（1337年）重刻。至今也有六百六十多年的历史，仍不失为珍贵文物，现竖立在大雄宝殿之后。“王阳明诗碑”：王阳明即王守仁（1472－1528年）被后人摹刻成诗碑，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王阳明平定了南昌宁王朱宸濠的叛乱，为挽救明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反而蒙诬遭谤。次年，他满怀宦海失意的心情来到了庐山，在游览东林寺时写下了这首诗，当时题在东林寺的墙壁上，清康熙年间被后人摹刻成此碑。“唐经幢”题材：唐经幢，唐代尊胜陀罗尼经幢，主体为八面石柱，高约2米，刻于唐·永淳二年，为东林寺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唐代尊胜陀罗尼经幢。主体为八面石柱，高约2米，刻于唐永淳二年（实为弘道元年，即公元683年），为东林寺现存最古老的石刻，是罕见的文化瑰宝。唐代大和朝进士、柳宗元好友崔黯《复东林寺碑》曰：“是山也，以远师更清；远师也，以是山更名。……故寺以山，山以远，三相挟而为天下具美矣！”东林寺每一处古迹都寄寓着一段历史典故，其丰厚的文化底蕴，对中国传统文化也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
8.声乐学 一是佛乐（佛曲）。东晋时期慧远法师更是将佛事音声之中开创了以歌咏法而实现广明教义的诵唱形式，简单来讲就是在佛曲遵循传统佛事仪轨进行诵唱进而展现出较强传统性的基础上，将佛曲和民间音乐素材进行融合，增加佛事音声的世俗性，而这也为后续佛教音乐发展奠定了基础，更是当前佛事音声具备世俗性的根源，东林寺净土宗音乐是依附其佛教法事仪轨的制定而产生。 中国佛教正是因为有了本土化极强的仪式、仪轨，才随之产生了与之相配合、 相适应的仪轨音乐。 道安法师制定讲经、唱诵、道场忏悔等规范后，慧远法师在偈赞、转读礼仪的基 础上，继续完善了唱导这一独立的讲经制度。据梁慧皎《高僧传》所载: “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者佛法初传，子时斋集，止宣唱佛 名、依文教礼至中宵疲极，或傍引臂喻。其后庐山慧远，道业贞华，风才秀发， 每至斋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广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意，后代传授，遂 成永则。竹。 这段话大意为:“唱导"，即宣唱法理开导众生的一种宣传佛教义理的形式。 唱导制度早在慧远前就已经流传，后来慧远法师对唱导进行改革，确立首席唱导师制 度和唱导的程式化，给后世唱导树立了法则。每逢斋会之前，唱导师先讲有关三世因果的佛经故事作为楔子，说明斋会的意义和作用，使信徒们相信因果报应的 佛教教义。然后再进行唱导的整个过程。固慧远法师以唱导为主的思想是建立在“众技多娴"的基础上的，讲究音乐性，采 用了多种民间说唱方法的技艺。《高僧传》所载:慧远还曾邀西域僧人翻译的《十诵律》，这不仅明确 了汉传佛教的戒律，同时也促进了我国佛教“以音乐弘法”之路。这时译经的僧人及梵呗的作者大多为西域人，此时梵呗虽为汉语，但梵呗音律、曲调均受西域梵音影响，梵呗音乐还未 更多的融入中国汉民族音乐。此时的东林寺音乐似为以梵音为主，并逐渐创作本 土佛教音乐，这一时期为其音乐的成型期和初弘期 《高僧传·唱导篇》中对唱导的要求如下: 在唱导仪式上注意强化气氛环境、心里影响: “尔时导师则擎炉慷慨，含吐抑扬，辩出不穷，言应无尽。谈无常则令心形 战栗，语地狱则使怖泪交零，征昔因则如见往业，复当果则已示来报，谈逸乐则 情抱畅悦，叙哀感则洒泪含酸。于是阖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席，碎首陈衷， 各各弹指，人人唱佛"。道安、慧远等对佛教仪轨制度的创制，佛事活动的规范化，唱诵法的制定， 为东林寺净土宗佛教音乐的传承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套制度的使用不仅是慧远法师唱导程 式化制度确立、完善的奠基石，也为东林寺净土宗佛教音乐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东林寺佛教音乐的类别(梵呗、音乐、法器、俗呗、曲牌)与艺术特征（仪式音乐），并伴随佛教法事（早晚课、盂兰盆会、观世音圣诞、洒净、钟声偈及念 诵仪规等）与音乐以及汉传佛教音乐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自然 的音乐、人间的音乐、哲学的音乐。无论法事仪轨还是称念佛号都始终伴随着“以音声做佛事（法事仪轨）”的思想,并流传至今。 以东林寺净土宗相关的文献资料为基础,系统地梳理了东林寺净土宗音乐的发展脉络。取盂兰盆会法事仪轨的实录报告为切入点,深入地透析净土音乐、仪式、信仰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运用了分析、比较等方法,对东林佛号音乐进行了研究,以了解东林佛号在净土思想传播、传承方面的核心作用及其音乐的特殊性。开创以音乐为舟楫的弘法途径。从东晋慧远法师确立唱导讲唱体度至今也有1600多年的历史。据《高僧传》所记,慧远法师曾邀请西域僧人翻译《十诵律》等佛经文献,这使得汉传佛教的戒律得以确立和传播,也达到了以音乐为载体去弘扬佛法的道路。旋律的种子，对于佛教音乐有重要价值，对于净宗更是根本的信愿法门，不能不 给以相当的注意。佛教经文《十诵律》等律藏的翻译使得佛教信众更加熟悉梵呗在佛教法事中的重要作用,也必将梵音教授给庐山东林寺僧尼。西域僧人被邀请到庐山东林寺弘法译经是佛教净土宗音乐在东林寺的初创和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庐山东林寺佛教净土宗音乐的发展就是借助佛教法事仪式、仪轨这个重要载体传播和发展的典型代表。佛曲则是佛教文化重要构成部分，佛曲依托于佛事音声将佛教文化精神传达出来，为佛教文化兴盛奠定了坚实基础，东林寺佛事音声依托于梵呗音声以及二度创作曲更是为其他寺院佛教文化恢复起到了引导作用。佛事音乐在旋律之上强调的是静以及淡和相应的虚、远，佛事音乐能够促使信众将佛教文化进行深刻体会，感受佛教推崇的心灵净化以及物我两忘和相应心神合一的思想精神修养，一般佛事音乐整体旋律以清净优美以及静穆庄严为主，在该种旋律特征的佛事音声之中闻者能够静下心来心无杂念与自然在精神层面融为一体，而这无不和儒家提倡的仁德合礼以及尽美尽善在审美之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早晨日常诵唱佛曲均是和佛事仪轨同步展开，依据是传统佛事仪轨诵唱，佛曲也为传统佛事仪轨起到了辅助作用，佛事仪轨每一环节均能够听到佛事音声，当佛事仪轨结束之后佛曲音声也就随之结束，整个佛事音声是较为完整的，这也展现出佛事音声内在传统性。 促使以往传统性浓厚的梵呗诵唱开始贴近民间，在此基础上一些信众也能够对自己尊仰的佛教进行佛曲学习，甚至能够将这些已经“便民化”并拥有世俗性的梵呗诵唱佛曲进行哼唱，这对于新时期佛教文化的良好传承无疑是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也是佛教文化更好融合当前社会的重要契机。二是佛歌（曲）。茉莉花歌，他的茶杯皇帝列为了贡品，相传说民歌《茉莉花》可能是慧远大师所做。茉莉花这首民歌是从北方传入江南的，据说还可能是慧远大师所做的。自茉莉花从印度传入了五台山，就很受僧人的喜爱。所以那些写佛乐的僧人就写出了一茉莉花为原型佛乐《八段锦》。
9，佛教寺院建筑学。 (1)空间布局。东林寺南面正对庐山香炉、天地诸峰，北倚分水岭及上方塔，西北有香谷，东南有乌龙潭，地势雄伟。寺前明堂开阔，香炉峰呈趋拜之势,千年紫烟不断,虎溪具眷恋之情,万载常流。东林寺位于长江南岸，庐山西北麓，南面正对庐山香炉、天地诸峰，北倚分水岭及上方塔，西北有香谷，东南有乌龙潭，地势雄伟。寺前明堂开阔，香炉峰呈趋拜之 势,千年紫烟不断,虎溪具眷恋之情,万载常流。唐大书法家柳公权曾写下“流泉匝寺”四字，盛赞此寺之妙。原寺内建筑恢弘，兼之布局合理，避阴抱阳，松竹密 植，石径苔合。徜徉其中，莫不神清气爽，心旷而情怡，透出世外桃源，人间净土之神韵。(2)寺院布局。东林寺寺前临溪，入门为虎溪桥。古木葱茏，梵音缭绕。东林寺原寺内建筑恢弘，兼之布局合理，避阴抱阳，松竹密植，石径苔合。徜徉其中，莫不神清气爽，心旷而情怡，透出世外桃源，人间净土之神韵。东林寺的建造正是佛教“圆融清寂”美学思想的史学化凝固作品。呈现出世间自然之物的相互和谐搭配，各展其自身清寂本根，将“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美学境地建筑化立体化极致展示在世人一种视觉盛宴。（3）寺塔建筑。译经台． 译经台是天竺高僧觉贤在东林寺翻译经文的地方。文佛塔。文佛塔六面七级，雄伟高耸。塔身嵌有众多佛像，每层亦供奉有佛像。文佛塔又名上方塔、舍利塔，为天竺高僧--佛陀跋陀罗禅师所立;即晋代僧人佛陀跋陀罗之塔，他是释迦族后裔尼泊尔籍译师，在中国佛教史上声名显赫从西域带来的数颗“释迦牟尼佛舍利”即葬于此。觉贤，是意译名，本名佛陀跋陀罗，简称佛陀跋陀，北天竺迹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人，释迦族，甘露饭王后裔，17岁出家，以精通禅律驰名。他于义熙四年（408年）来到长安。初与后秦高僧鸠摩罗什甚为融洽，后因学风、师承不同渐有分歧，为罗什门人所抨击，被迫离开关中。在慧远法师的邀请下，觉贤加入了莲社，并在东林寺翻译了大量的佛经，六十卷《华严经》即译于此地。同时，由于慧远法师的崇高威望，觉贤得以顺利恢复名誉。为了回报慧远法师，他将随身携带的五粒宝贵的佛舍利葬于东林寺北后山，并建上方塔供奉。可惜的是，1937年日本侵略军攻占庐山时，上方塔毁于一旦，现塔为1998年重修，改名“文佛塔”。“远公塔院”：远公塔院在东林寺西侧，供奉有慧远法师墓培，安放慧远法师舍利子的远公塔。塔文：慧远大师，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人。出生于东晋成帝成和九年（334年人大师的家族是儒学世家，他幼而好学，玮璋秀发，博综六经，尤好《老》、《庄》。东晋永和十年（354年），他21岁，本要与博通经学的范宣子共隐。由于南北战争，道路阻绝，南下未成。听说道安法师在太行恒山传教，便与弟一同前往。闻安讲《般若经》，豁然开悟，毅然出家为僧。慧远法师修行研佛，译经著述，弘法讲道，其学问人品为人称赞，是佛教界公认的领袖。他建立了东林道场，与高僧、贤士123人结成白莲社，精进念佛，发愿往生西方，开中华净宗一脉，被尊为净宗初祖。慧远法师圆寂于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年），后人建塔供奉，是为“远公塔院”，又因其墓塔叠石如荔枝，故又称“荔枝塔”。旧有塔院在清代已毁坏，现塔为1983年重修，2000年又修葺一新，院内有一棵“佛手樟”，相传为慧远法师手植，距今已有1600多年。
10，古典园林美学。东晋高僧慧远法师创建的东林寺，就与庐山山水融为一体，本身就是一座园林：“却负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仍石叠基，即松栽构。清泉环阶，白云满室。复于寺内别置禅林，森树烟凝，石径苔生。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气肃焉。”(《高僧传·慧远传》)“却负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的庐山东林寺。慧远法师在庐山创建我国第一座寺庙园林东林寺，创造性运用"灵鹫山虽然悠远，荒无人烟的路程对于笃信佛教的人来说，却像是一天就可以到达″修学、修为、修持思维方式与修行实践。《高僧传·慧远传》云：“(慧)远创造精舍，洞尽山荚。却负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仍石叠基，即松栽构。清泉环阶，白云满室。复于寺内别置禅林，森树烟凝，石径苔生。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气肃焉。”即是把山水林泉这些自然山水缩小移植到寺庙之中，“神清而气肃”，以寄托自己的物外禅思
